说起入党一事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恩德。你父母都是共产党员，家庭出身又好，在那个极左的年代，入党应该不成问题。可是，问题出在我身上，我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，当过伪保长。你在奉节范家小学入党时，区委书记说你一个共产党员的女儿嫁给国民党的儿子，是敌我不分，没批。而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，同志们说，虽然本人父亲有历史问题，但爱人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，说明阶级立场已转过来了，于是很快被批准了，并且不断被提拔重用，直到进入县委领导班子。你说说，这算什么事呢？

你的高尚情操，还表现在对家庭问题的处理上。我家兄弟姐妹多，从小靠相互帮衬才读了点书，找到了一份工作。我的条件稍有改善后，首先把二哥一个有残疾的孩子带到巫溪去读书，从中学毕业到参加工作，前后十多年。后又把弟弟的一个孩子接来读书，前后六年。当时我们家的房子很窄，吃住都很不方便，我又经常不在家，你不但要为孩子们做饭、洗澡、洗衣服，还要为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安全操心，真是把你累坏了、苦够了。后来，你一个弟弟高考差点分，准备转到巫溪来补习，你没同意。我说，对两边的亲人应一视同仁才对，你说，我家的情况和你家的不一样，你家的人背着你父亲历史问题的包袱，出头的机会很少，我们不帮谁帮？而我家是红五类，父母打的底子好，只要自己努力，干什么都行。如果没有出息，只能怪自己。你一个默默无闻的妻子，把问题看得如此之深刻，我一个作丈夫的，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，还有谁比我更感激你呢？如果用贤慧、懂事来比喻你，那远远不够，你是一位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睿智、通透的智慧女神。别看你平时不言不语，其实你对人世间的一切事物，想得比谁都透，看得比谁都清。

当然，对我体贴入微，让人没齿不忘的，还是生活上的照顾和关心。我在县委作理论干部期间，由于长期看书学习，有时通宵达旦，忘记吃饭和睡觉，得了严重的胃病。后来你在我看书时，就一直守在身边，一会儿倒开水，一会儿送点心，生怕我肚子饿了，又要胃痛。每天早晨五点多钟，天还漆黑一片，你就到水洞子豆腐铺里守着等豆浆。我起床时，看着热气腾腾的豆浆，你温暖的不仅是我的胃，也温暖了我的心。家里的一切重活脏活，你总是抢着干。有次在城小收蜂窩煤，我在捡，你来挑，肖老师冲着我说：“你们家的女人变成了男人，男人变成了女人！”我的脸唰的一下红了，你连忙安慰我，“别听她瞎说！”我有时真觉得你把我当成了一个小孩子一样，疼我，宠我。

对于我的学习和工作，你不仅全力支持，而且想方设法，为我创造一定的学习环境。我在家时，每天晚上的作息时间，你都作了严格的规定：8点钟以前该孩子做作业，9点钟以前是你备课改作业，一到时间，你把孩子赶到被窝里，把书桌腾出来让我学习。我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，把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的一至三卷，包括剩余价值学说史，从头到尾通读了三遍，写了几十本读书笔记。你就自始至终陪我学习了十多年。

我三次到成都学习，最长的一次是一年。当时工资很低，我的工资一个人全用，你带着几个孩子省吃俭用，还把节约下来的钱不时给我寄来。你常来信说，叫我吃好点，不要把身体拖垮了，钱不够用再想办法。回家后，你看到我穿得单薄，连忙去给我买了一件棉大衣。我在学习期间写的论文被西南财经学院的《财经科学》刊用后，还寄来50元稿费，你立马去买了鸡和鱼，说要给我补补脑子。说实话，那些年我的工资，几乎是全用在读书和学习上了，除了外出，还要买书，订杂志，你不但不反对，还四处借钱，并鼓励孩子们要多读点书，学点真本事。

你不仅支持我的工作，还关心我身边的同事。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在县文艺宣传队﹙即后来的文工团﹚当队长的时候，快过年了，一些家在外地的演员没法回家，你就把他们接到家里，大酒大肉地招待，而当天演出，由于入场票很紧张，没给你安排座位，你二话没说，带着孩子在家看书。有人说怪话，说你一个队长娘子拿不到戏票，谁相信？你还向别人作解释：队长也有队长的难处，我们何必这个时候去凑热闹。你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就是天大的委屈也只是淡然一笑，从来不放在心上。你常对我说，对别人，不要把坏处想多了，对自己，不要把好处想多了，作人一定要守本分。你这些作人的准则，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孩子，也深深地感动了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