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此情已是成追忆》

       我们 相逢于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殊时期。那是国门初启的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沐浴神州大地；那是学子怀揣梦想的年代，恢复高考历三年，报效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

       记得那一年，1979年秋冬之际，我们这些散落在各乡镇中学，想报考文科的学生集中到顺昌县教师进修学校。因为当时各乡镇报考文科的学生很零散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乡镇中学有齐备的高水平的语、数、历史、地理等科教师。在县教师进修学校给我们集中办一个文科班（以后被称为师训班，以区别于县一中），各科老师分别从各乡镇中学选调，这样的师资配备竟然比县一中差不了多少。到现在，我一直都感慨于当时的县领导和教育局领导决策的英明。有了这一举措，才帮助一批学子实现了梦想。记得同学中来自元坑、埔上的比较多，其他的有城关、水南、建西、大历、岚下等，郑坊的就你一个。

       刚进师训班时，各地来的学生很陌生，基本是原有的小圈子。我是元坑帮的，与学程、代兴、万银、作隆等混在一起。大家学习任务都挺重，时间安排很紧张。刚学了小段时间，就知道了林启文、陈超的大名，很多人在传她们学习成绩了得，那时你还不起眼。由于高考升学压力的沉重，教师的负担更大（据说当时县一中有老师说师训班都是散兵游勇，高考会被剃光头）。大概是每月要来一次小会考，排名张榜公布，这时的你才开始展露头脚。多少个月份的排名榜中，前三甲中无非就是连玉銮、林启文、陈超这三个名字的变换，而且全部是女生。记得有一次我好辛苦挤进到了第二名，很快就被你们踢了出来。当时，我是牢牢记住了你们的名字，而后才去认真的核对谁是谁？因为当时你们年龄、个子都是一般的小。当我晚上还在为电视剧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着迷时，你们已在挑灯苦读，你们的才华何尝不是来自于勤奋、专注？那时的你们，可知道有一个二排的小男生，在仰望一排的几个小女生的同时，已经把你们作为学习的榜样，赶超的目标？

       1980年的夏天，我们一起参加高考，你们几位女生是稳定发挥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而我则是撞了狗屎运，来了一次大爆发，取得了全班第一、全县第二的成绩。高考成绩出来后，就有我仰慕的一位小女生提出质疑，是不是高考阅卷老师判错了分？也难怪，这成绩连我自己也稍感意外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感谢阅卷老师，因此，我又得以有了和你、启文四年大学同窗的机会。

       1980年的秋天，我们走出大山，奔赴滨海城市厦门，进入闻名遐迩的厦门大学学习。那年你十五、我十六、启文十七，正是豆蔻年华。那时的大学生还被称为天之骄子，作为其中的一分子，我们是否也曾意气风发？进校后你在历史系、启文在中文系、我在经济系。因为课程无交集，我们并没有多少一起上课的机会，记得四年间也就有一两次在大课上碰到，更多的是在校园的路上偶遇。我可能是受孔老夫子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流毒甚深，加之农村孩子固有的一丝自卑心理，大学期间我是不与当时的同班女生搭腔的。但是见着你们，虽会羞涩，感到紧张，但总会招呼一下，有时还会和你用顺昌土话说几句，那时厦大校园四千多个学生中，也就我和你能说地道的顺昌话。可惜，这样的交流太少。记得四年间，我只有一次是到女生宿舍看望你们。当时的厦大女生宿舍封闭、阴森，犹如集中营，去的是启文的宿舍，把你叫来一起坐坐。后来你和启文一起也到我的宿舍门口探了一下，我就感觉到你们对我的关怀。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纯洁。同学友情已是植根于心。

       不知道是否与学习的专业有关，还是其它因素造成？我们三人显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：你很恬静、内敛；启文是活泼、高傲；而我是木讷、刻板。因为启文还有些娇气，好象我们俩都偏向她一点？因为她的年龄和性格，我们是从心里把她奉为老大的。其实，在我们三人中，老大也没有什么事可决定的，无非就是返校、回家的时间选择，因为考虑启文上下车的火车站是个小站，我们每次坐的火车照例是最慢的车。从顺昌县城到厦门，只有400多公里，却要走十六个多小时。当时的火车是蒸气机车，煤烟很重，所以启文每次都要晕车。这个时候最能体现你的善良和体贴。慢车随上随下的很多，也会卖很多的站票，我们从顺昌站中途上车，运气好的话能有空座，但很多时候是没空座的，需要站一段时间。我们会向坐着的人打听，哪一站下车？如果就近准备下的，我们就站在那，等于预订了一个座位，这样启文上车时就比较好安顿。有时即使有位子可坐下，但三人的位置也会分散，也是由你在前前后后地照顾启文。本来我应该是护花使者，但每次表现都差劲，仅仅只是陪伴在你们的身边。但毕竟我们三人能互相关照，这十六个多小时的颠簸就不会是煎熬。

       四年的时间是长是短？1984年我们大学毕业，也到了离散的时刻。毕业分配，你西行成都，我北上京城，而启文到南京。这些城市对我们来说，都是那么的陌生和举目无亲，在充满豪情去迎接挑战的同时，是否也有一份背井离乡的苍凉？那时的中国，物质还非常匮乏，远赴一个生疏的城市，生活的不便，工作的不适是显而易见的。但那时的我们是乐观的，相信什么事情都会变好，什么困难都能克服。

        大概是1986年暑期，你和启文相约到了北京。那时，启文已经有了男朋友庭松同学，在北京高校读研究生。我和庭松都算是东道主，能接待你们是发自内心的高兴。由于我是上班族，刚参加工作不久也不敢请假，平常就由你们三人去参观，我在周日（那时没有双休日）再陪同。记得我主要陪你们到了北海公园和圆明园。到北海公园的路上，我就出了一件糗事，换车时提前一站下了车，让我们的女生在烈日下步行了一站多地。你当时只是微笑地问了我一下，显得很宽容，而我确实感到有些无地自容。那次在北海公园，启文给你拍了一些照片，依稀记得你对一张坐在公园画廊围栏上的照片特别满意。去圆明园时，我们几人是骑自行车去的，算是郊游，我们凭吊了遗址，欣赏了园内旖旎的自然风光。感觉那天你非常快活。骑车回城的路上，我忽听到一声：“学梯你看”。我回头一看，却是你在秀双手撒把的骑车绝技，那俏皮劲儿特别的动人。那时，我是刚学会骑车不久，骑在车上有时还会紧张，看到你的表演真是惊呆了。那一次在北京的相聚，是我们三人（四人）最快乐的时光，相信也是你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。这以后你出差又到了北京一次，我们见了面。那时我正受疾病的折磨，对人生和前途都是心灰意冷，你还鼓励我说人生是美好的，有些经历是必须要有的。过了好些年，我才从启文那里得知，那段时间好象你也经历了重大挫折。如果那时我的心境不是那么悲凉、思维不是那么愚顿，是不是也能开导开导你，帮你解开一些心结呢？真是痛悔死我了。

        后来，我没有在北京再见到你和启文，只有我出差到南京、成都时偶尔去看看你们；后来，我看到你们为人妇、为人母，一双瘦弱的肩膀担负起家庭的重任，一双细嫩的小手操持着家务，我是既欣慰又感慨；后来，启文随夫携家南渡澳洲，铁三角缺了一边，连带我们也没有了什么联系。但是，你的一个电话还是让我感动了许久。记得1998年，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和人员，我当时所在的财政部基本上是二留一。精简机构后，我的办公电话已是换了好几次号，却突然在某一天接到你的来电，询问我是不是还在财政部，听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好象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我知道你还是那么地关心我，而我却象是把你给忘了。

       如今，我还能偶尔听到启文越洋而来的高亢声音，而你温婉的微笑只留在照片和记忆之中。你走了，带走我们太多的美好。我能留下的只有你和启文在毕业时一起送给我的一本现代汉语词典。看着你书写在扉页上飘逸的字体，想想我们的同学之情......。